伤敌一千，自损官种种糊弄，完全是觉得这些文官们既不知道辽东的实际情况，又不肯放下架子去安抚普通将士，只是一味拿着朝廷大义施压，搞得辽东军民对于朝廷失望之极。
因此他们只要稍稍煽动军队，那些文官就无计可施，最终不得不向他们妥协，只有依赖于他们去管治辽东军民。正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有这些资本，所以祖大寿等辽西将门才敢大肆在关外圈地，吸纳辽民为自家屯田，并同一些不法商人勾结，向后金走私各种物资。
一旦当他们意识到，朝廷手中还有一只能够抵挡后金的军队，而皇帝能够在战场上驱使辽东军作战，还能赢得胜利，他们在皇帝面前成了可有可无的人员之后，这些将领便立刻向崇祯屈服了。
更何况，这位少年皇帝不仅不好糊弄，而且心肠也硬的很。至少祖大寿就觉得，他是不敢在战场上公然对着自家逃兵开炮的，否则手下的将士说不定在战场上就要哗变了。祖大寿甚至以为，崇祯命令吴襄等逃将进攻金山上的鞑子营地，估计都没想过要让他们全部活下来，只不过吴襄他们的运气不错，被包围的鞑子根本没有拼命的打算，选择了逃亡突围而已。
同那些意识到形势发生了变化就立刻向皇帝屈服的武臣们不同，一直心怀不安的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在得到了这场战斗胜利的消息之后，并没有感到心安，而是更为担忧了起来。
这种担忧不仅仅在于，他们生怕年少气盛的皇帝因为连续轻易的获胜而过于轻视了后金军队，最终让大明军队遇到一个更大的挫折。
还有一种不能言语的不安，便是皇帝动员起辽东明军作战勇气的方式，既不是君臣大义也不是儒家的道德学说，崇祯所具有的这种看起来脱离了圣人之道的思想，让王在晋、王之臣等文官们，极为担忧崇祯会成为又一个离经叛道的正德皇帝。
不，应该说，崇祯现在所做的事，要比正德皇帝走的更远。毕竟正德皇帝只是厌烦于繁琐的礼仪制度，从大体上来看，还是极为敬畏圣人之学的。
但是看崇祯之行事却有所不同，这位少年皇帝在登基后没有遵从于惯例，召开经筵以接受圣人之学的教诲，反而设立了皇家科学院这样一个研究旁门左道的机构。如果不是皇家科学院并不属于朝廷设立的官方机构，而是由内府拨款设立的一个没有名分的机构，估计一开始都成立不了。
因为东林党人和阉党成员之间的争斗，使得崇祯在登基时得到了极为宽松的环境，而这位少年皇帝也除了设立皇家科学院的举动之后，还把两京国子监也改为了两座大学。不管是皇家科学院也好，国子监改成大学也罢，这两个机构对于大明朝堂来说，都不是什么可以左右朝局的存在，因此也就没有人愿意冒着触怒皇帝的风险进行反对。
但是当皇家科学院同大学联系在一起之后，就如同发生了某种变化一样，在年轻士人之间掀起了极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力多在北方士人的群体内，但也已经足够被皇帝用来传播自己的声音，以对抗左右士林舆论的清流言官了。
一个得到了年轻士人拥护，又赢得了军队效忠的皇帝，如果是一个不肯安分的人，那么对于现在因为党争而分裂的朝堂来说，并不是什么好事。
也就是在这一刻开始，作为兵部尚书的王在晋，已经不能把崇祯当做一位还需要老臣辅佐引导，思想上不怎么成熟的少年皇帝了。登基才两年多的崇祯，已经成功的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文官们需要认真对待的朝堂对手。
王在晋、王之臣等人过河后，在崇祯面前的举动显然就要比之前谨慎的多，也隐隐有了几分夺回作战指挥权力的意思。王在晋、王之臣两人虽然拥有对东路明军指挥作战的名分，但是此前他们过于远离前线，导致当皇帝抵达东路军之后便轻易的夺走了两人的军权。
当崇祯带着东路军赢得了滦河之战的胜利之后，两人想要拿回军队的指挥权，以分开崇祯和军队的直接联系的想法，只能说毫无实现的可能性。不过王在晋这次死活不愿意继续留在后方，一定要跟在崇祯身边的举动，也让朱由检不得不应承了下来。
十二月三日上午，朱由检带着近卫一、二师，及3营辽东军，还有终于赶到滦河的炮兵团向着北面的五重安进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