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泰进一步解释，按照洪承畴的方略，他必须等粮草齐备之后才能行动。可既然是海运，那么粮船从天津卫和山东各个港口出发，到达笔架山的时间根本没准。即便晚到了几个月，那些负责运粮的地方官员依然可以轻松地把责任推到变幻莫测的大海身上。
于是洪承畴就陷入了一个后勤怪圈：因为粮草消耗巨大，所以他想储备更多的粮食。因为他想储备更多的粮食，他就不得不继续等待粮船到达。在继续等待的同时，消耗掉更多的粮食。
所以洪承畴的持久之策，是不折不扣的消耗战，既与清军较量粮食的消耗，也与祖大寿较量生命的消耗。
洪承畴选择了消耗战，那输家必然是洪承畴。因为朝廷的储备不可能在宁远长期维持这样一支大军，而锦州的守军更是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绝望境地。
吴泰断言，以洪承畴的战略指挥水平，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方略中的致命缺陷。
洪承畴肯定知道，他的持久之策，对锦州城里死守待援的祖大寿是一种煎熬。因为饥饿，祖大寿的军队正在迅速丧失战斗力，这样他在锦州城下将不得不失掉祖大寿的支援，从而孤军作战；洪承畴还知道，他的持久之策，对于鞑子一方是千载难逢的机遇。他们可以好整以暇地修整军队、完善工事，然后对前来增援的明军展开反击。
尽管洪承畴肯定知道这些，但是他依然不得不持久下去。因为他手里这支军队，是大明能够抽调到关外的最后一支大军。有这支军队在，大明的辽西防线就在，他洪承畴的政治生命就在。他必须稳之又稳，因为他输不起。因此他的持久之策，本质上就是死守宁远，本质上就是放弃祖大寿。以祖大寿的牺牲和大明国力的消耗，换来宁远防线的稳定！
洪承畴的持久之策，符合他本人的最大政治利益，但不符合朝廷的政治利益。皇帝不可能放弃关宁军这样一支重要的军事力量，更不可能允许洪承畴坐视祖大寿全军覆灭。所以这样一来，洪承畴的诉求便与皇帝、朝臣和关宁军的诉求南辕北辙。随着四个月无所事事的等待，皇帝、朝臣和关宁军已经窥破了洪承畴的真实意图，自然会逼迫洪承畴出兵决战。这样，洪承畴便陷入了不想战却不得不战的困境。
因为一己之私，战略思想脱离了后勤实际，便是洪承畴失败的根源！
至于为什么洪承畴会将他的部队全部集中到第一线，而对后方疏于防范，以至于黄太吉能够轻松截断大军的粮道？吴泰称他手中准确的消息太少，尚无法做出精确的判断。但他推断，由于洪承畴的内心根本不愿进攻，所以他的部署只是对要求进攻的各方面势力的一个交代。
正因为如此，他的部署实际上是投机式的赌博，通过复制五月间杨国柱的胜利，迅速冲垮清军在锦州外围的防线，达成完成他解救锦州的使命。正因为如此，洪承畴在宁远誓师出征后，两天内便到了松山，迅速占领了松山外的前进高地——乳 峰山。
然而洪承畴失算了。他没有料到，在他消极等待的两个月间，清军并没有闲着。通过大肆营建，清军的对外正面防线已经极为坚固，想轻松突破那是不可能的。杨国柱占领了乳 峰山后继续进攻，很快便吃了败仗，自己中箭身死。
杨国柱的进攻失败，使明军再次陷入了与敌军的对峙，这立即把洪承畴推入了尴尬的境地：想进攻没办法，想退兵没理由。想分兵钻隙，可害手下的大将逃跑。猬集一处，好歹可以互相壮胆，还便于监视和控制手下这群逃跑将军。于是这十三万大军的部署，便成了黄太吉眼中顾头不顾腚的奇怪阵势！
吴泰还道，以他的估算，朝廷能给洪承畴的粮食就只有那么多了。洪承畴拿了这些粮食，吃了这些粮食，他必须打出一个结果。绝不能不战而退，否则他回京，必定没有好下场。后勤的束缚、政治的束缚，使洪承畴的战术犹如过河卒子，只能向前，不能向后。
于是当八月中旬洪承畴发现黄太吉带着新锐兵力投入前线时，除了与清军决战，他已经没有了选择。明军的运动速度远不如清军，仓促混乱的后撤只会被乘马追击的清军冲垮阵型，一个个砍翻在地。因此洪承畴先收缩再转头进攻的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清军偷袭笔架山的成功，只是一个战术上的胜利，并非是明军的末日。笔架山的存粮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存粮依然还在宁远，部队随军也会携带大量军粮。如果明军在决战中痛快淋漓地击败黄太吉，则不仅不会断粮，而且锦州之围亦可得解。
但是，大明官军的劣根性再次暴露——大同总兵王朴“怯甚”，提前跑了。有一便有二。将士争相逃跑，全军迅速崩溃，在半路被预伏的小股清军杀得尸山血海。只有王廷臣、曹变蛟两总兵没有跑，便与洪承畴和辽东巡抚邱民仰一起，被困在了松山。
最后吴泰大声道出了他的结论：
“松锦之败，非败于粮食，而败于精神；非败于敌手，而败于自身！
倘我护商队在，纵然强虏围我三匝，环攻四面，矢尽粮绝，敌岂能不战而胜我军乎？
军无战心，将无斗志，纵然仓廪随身，又焉能得全乎？
国无正臣，奸佞盈朝，文臣无人不贪渎、武将无人不怕死。纵有一二能臣良将，又岂能逆转狂澜而救天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