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槿年初率军平乱，对大明朝地方上的积弊非常了解。他无需向田骞了解基层民意，他急需找到一条不用或少用阶级斗争而富国强兵的路。他打断了田骞层层推进的逻辑，直截了当问道：“蜀中并无粮长。先生是要王府当这乡吏否？倘若如此，士绅不纳粮，王庄如何向官府借力？”
……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如硬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萌芽”。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
老百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吃的、穿的、用的各种生活物资都尽量自己生产，一般无需上街购买。百姓如此，各级政府亦是如此。官府向百姓征收赋税，实现政府功能，也是自给自足的原则。当地的事情当地做，当地的事情当地出银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明的税赋实际上有两大块：税（赋）和（劳）役。
税是国家征的，负担宗室百官俸禄、军费开销以及皇帝的宫廷费用；役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收的，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的管理费用。
举个例子：比如黄河修坝、运河疏浚，非国家层面组织不可，所以沿河数省百姓都要分担劳役；地方上搞一些小的工程，比如朱平槿特别关心的都江堰岁修工程，影响范围仅限于一省数州府，所以由四川官府组织劳役。
至于各级官府养的吏员，大部分都是没有国家财政预算的，所以这些人的薪水只能由地方征收。
因此，如要粗略把握大明朝税收结构的特点，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国家（国税）和地方（省、府州、州县、里甲多级力役）的分级税收结构。
大明的国税标准极低。明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5.35%石），民田减二升（3.35%石），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8.55%石），没官田一斗二升（12%石）”但对于苏、松、嘉、湖地区，太祖怒其原为张士诚效力，于是将豪族及富民田没为官田，且皆依被抄没前的私租起科，形成江南田赋激增，形成有名的“江南重赋”现象。
由此可见，大明朝立国之初的国税税率极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民田的税率仅为1.68%，这比起朱平槿前世动辄20%的个人所得税，简直天壤之别！
万历朝是国税总量最多的时代。国税扣除地方合法截留的部分（每年不等，平均约六成到七成）之后，入库太仓的银子仅有四百万两，仅够如今辽东边军的一年军费！就算加上臭名昭著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国税的征收水平也依然在百姓的承受水平以内（但大明最后几年除外，这时各地已经乱来了。）
国税如此之低，但为什么百姓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最后不得不起来造反呢？
因为国税名义上虽低，但老百姓总的税赋负担并不低，而且高得吓人！关键有两点：各级地方的附加和士绅的税赋转嫁。
地方的附加多为役，而役大致有三类：里甲、徭役和杂泛。大明规定，男子年十六成丁，成丁即有役，至六十方免。军户服兵役，匠户服工役，这是常役。一般的徭役，则由民户来服。
国初各类役都是直接使用成丁的劳动力，即力役。万历条鞭以后改为百姓交银，官府代募，于是力役演变成了一种男人的人头税。
但人头税并不向人头收取。地方官府为了征收方便，又将这些役银分散到粮额中，按国家规定的粮额即石数附加征缴。条鞭后石数悉折为银两，固化到农业税中，所以有些地方折来折去，每石粮额折银高得令人咋舌！
以四川为例。四川粮额（国家田赋）的总数，约为一百零七万石（注一）。四川百余州县，每州县平均约万石左右。按照朝廷的粮银折比标准，大约三百多万两。但这三百多万两，这只是上缴中央的数字。地方各级的征收，到底有多少，始终都是一笔糊涂账。
如前两年四川某县的每石粮额折银竟然高达九两。以此推知，若该县粮额取全省平均数万石，则该县则百姓实际需上缴白银九万两。若该县实有田土十五万亩，免税、未登记或抗税不缴的田土有十万亩，则这九万两银子的税赋就全部转嫁给了剩下的五万亩田土。五万亩田土分摊九万两银子，平均每亩承担一两八钱。这每亩的一两八钱银子，才是田主的实际赋税承担水平！如果再加上临时的支派，一亩田三两银子也是有可能的！
高额的实际税赋、巨额的佃租盘剥、永远不会记账的敲诈勒索、无处伸冤的兵匪劫掠、再加上如影随形的水旱瘟疫，大明的天下安得不反！
注一：明初数字。万历初反而下降到一百零三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