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平槿年初率军平乱,对大明朝地方上的积弊非常了解。他无需向田骞了解基层民意,他急需找到一条不用或少用阶级斗争而富国强兵的路。他打断了田骞层层推进的逻辑,直截了当问道:“蜀中并无粮长。先生是要王府当这乡吏否?倘若如此,士绅不纳粮,王庄如何向官府借力?”
……
大明除了江南沿海个别地区以外,总体来说商品生产并不发达。如硬要贴上“资本主义”的标签,也只能加上一个后缀:“萌芽”。大明朝的财政税收制度,无非是自给自主的自然经济在国家层面的一种制度体现而已。
老百姓一家一户自给自足,吃的、穿的、用的各种生活物资都尽量自己生产,一般无需上街购买。百姓如此,各级政府亦是如此。官府向百姓征收赋税,实现政府功能,也是自给自足的原则。当地的事情当地做,当地的事情当地出银子。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大明的税赋实际上有两大块:税(赋)和(劳)役。
税是国家征的,负担宗室百官俸禄、军费开销以及皇帝的宫廷费用;役是国家和各级地方收的,主要承担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政府的管理费用。
举个例子:比如黄河修坝、运河疏浚,非国家层面组织不可,所以沿河数省百姓都要分担劳役;地方上搞一些小的工程,比如朱平槿特别关心的都江堰岁修工程,影响范围仅限于一省数州府,所以由四川官府组织劳役。
至于各级官府养的吏员,大部分都是没有国家财政预算的,所以这些人的薪水只能由地方征收。
因此,如要粗略把握大明朝税收结构的特点,可以简单将其理解为国家(国税)和地方(省、府州、州县、里甲多级力役)的分级税收结构。
大明的国税标准极低。明初,太祖定天下官、民田赋:“凡官田亩税五升三合五勺(5.35%石),民田减二升(3.35%石),重租田八升五合五勺(8.55%石),没官田一斗二升(12%石)”但对于苏、松、嘉、湖地区,太祖怒其原为张士诚效力,于是将豪族及富民田没为官田,且皆依被抄没前的私租起科,形成江南田赋激增,形成有名的“江南重赋”现象。
由此可见,大明朝立国之初的国税税率极低。
低到什么程度呢,民田的税率仅为1.68%,这比起朱平槿前世动辄20%的个人所得税,简直天壤之别!
万历朝是国税总量最多的时代。国税扣除地方合法截留的部分(每年不等,平均约六成到七成)之后,入库太仓的银子仅有四百万两,仅够如今辽东边军的一年军费!就算加上臭名昭著的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国税的征收水平也依然在百姓的承受水平以内(但大明最后几年除外,这时各地已经乱来了。)
国税如此之低,但为什么百姓依然是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最后不得不起来造反呢?
因为国税名义上虽低,但老百姓总的税赋负担并不低,而且高得吓人!关键有两点:各级地方的附加和士绅的税赋转嫁。
地方的附加多为役,而役大致有三类:里甲、徭役和杂泛。大明规定,男子年十六成丁,成丁即有役,至六十方免。军户服兵役,匠户服工役,这是常役。一般的徭役,则由民户来服。
国初各类役都是直接使用成丁的劳动力,即力役。万历条鞭以后改为百姓交银,官府代募,于是力役演变成了一种男人的人头税。
但人头税并不向人头收取。地方官府为了征收方便,又将这些役银分散到粮额中,按国家规定的粮额即石数附加征缴。条鞭后石数悉折为银两,固化到农业税中,所以有些地方折来折去,每石粮额折银高得令人咋舌!
以四川为例。四川粮额(国家田赋)的总数,约为一百零七万石(注一)。四川百余州县,每州县平均约万石左右。按照朝廷的粮银折比标准,大约三百多万两。但这三百多万两,这只是上缴中央的数字。地方各级的征收,到底有多少,始终都是一笔糊涂账。
如前两年四川某县的每石粮额折银竟然高达九两。以此推知,若该县粮额取全省平均数万石,则该县则百姓实际需上缴白银九万两。若该县实有田土十五万亩,免税、未登记或抗税不缴的田土有十万亩,则这九万两银子的税赋就全部转嫁给了剩下的五万亩田土。五万亩田土分摊九万两银子,平均每亩承担一两八钱。这每亩的一两八钱银子,才是田主的实际赋税承担水平!如果再加上临时的支派,一亩田三两银子也是有可能的!
高额的实际税赋、巨额的佃租盘剥、永远不会记账的敲诈勒索、无处伸冤的兵匪劫掠、再加上如影随形的水旱瘟疫,大明的天下安得不反!
注一:明初数字。万历初反而下降到一百零三万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