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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侃在离开洛阳之前，就跟裴该分析过，说即便咱们收复了太原、西河等郡，不再需要拓跋鲜卑作为外援了，暂时也还没有足够的力量与之决战，还是再羁縻他们一段时间为好。
要知道鲜卑诸部中，拓跋最雄，其地东接代郡，西至燕然，北包大漠，控弦之士数十万众，虽然此前受挫，内部又发生政变，导致实力有所下滑，也仍然是国家大敌，非一二战便可彻底平灭的。别说幽、冀和蜀地、江南尚未平定了，即便国家一统，经过长年的动乱、兵燹，也极残破，没有个五年、十年的恐怕恢复不过来吧。
倘若天下未定，便又发兵扫北，必致朝廷艰困、黎庶涂炭，并非上策啊。故而臣此去，但逐拓跋氏于新兴以北，使其数年内不敢窥境即可，不但不可深入，还要阻止诸将因胜而骄，罔顾大局，竟然一口气杀到平城去。
裴该闻言深以为然，就此才亲授节旄，使陶侃北上以督诸军。
陶士行对于大局的分析和判断，还是相当老道的，但他却没有料到，时局的发展与其预想的不尽相同——历史往往被一系列偶然因素所左右，虽说偶然性不可能反逆必然性，却可以使得必然性进一步扩大。
且说九原城下之战，拓跋头率先而遁，本打算抢着跑去平城见祁氏和贺傉，恶人先告状的。孰料跑至半途，稍稍喘息后一打听，诸部大人竟能重新勒束部众，又在晋昌城下列阵，再图与华军厮杀。拓跋头这下子傻了，心说若只有我这一部逃回，那不是太过明显了吗？谁还猜不到旗是我砍的，约在时，曾与我语，说唯有得民心始可得天下，唯有保安生民始可得民心，唯有用中国之政始可保安生民……当时我还笑他作腐儒之言，于今看来，却是至论……
“祖士稚何以能败我？非其兵精、将勇，或其人智广，乃是有裴文约在关中施政，安定一方，为其后盾耳。今敌远来，我距襄国却近，则敌之耗粮两倍于我，设若赵亦富庶，何至于败啊？奈何经营河北，稍稍有些积聚，荥阳之战，浪掷殆尽……即无此战，但裴文约施政、祖士稚用兵，无大疏失，则赵终不能败华也！
“今我粮尽，敌却供奉不缺，即便我有孙、吴之智，君等有信、布之勇，亦难展布。昔裴文约有语，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信然。为今之计，只有暂退，归告天王，将粮秣物资俱集襄国，遣散冗余，独留精锐，以拮抗华寇。若能久守襄国，或者还有转机，否则的话……”
说到这里，猛然间大叫一声：“早知今日，昔日我宁自刭以感裴文约，使辅天王，或者劝天王杀之——一日纵虎，数世之患！”随即口吐鲜血，身子朝后一倒，就此一暝不视了。
蘷安等皆感哀恸，同时也都方寸全失，略略商议一回，便即下令连夜整兵撤守，逃归襄国去。祖逖既入金凤台，与羯军近在咫尺，料定敌军几乎丧失战意，于是即便在夜间，他也密遣哨探，随时觇望其动向。听闻羯军欲退，祖逖乃连夜发兵往追，遂破敌于漳水之上。
郭太自请断后，据浮桥与华军激战，最终身被十数矢，堕水淹死。蘷安、王阳等狼狈而逃，赵兵未及渡河者将近其半，除极少部分勇斗而死外，多数被迫弃械请降。
比及天明，计点战果，杀死赵军不过千数，俘虏倒有万余之多。樊雅等便来请示祖逖，该怎么处置那些俘虏啊？虽然假装食粮充裕，还使人呼喊道：“汝等可饥否，若弃械来投，我军足可资供！”但实际上，咱们也就将将够吃而已，并且三月之期将至，朝廷还能供应多久，也不好说。既然如此，何必留着这些俘虏浪费粮食呢？不如全都斩杀了吧。
祖逖尚在犹疑，长史张敞摆手道：“不可。我军今行关中……天子所定军律，不可杀俘……”
樊雅反驳道：“军律我亦请司马讲解，但云若非必要，不可肆意杀俘，不云绝不可杀……”虽说裴该基于后世人道主义理念，是不赞成杀俘杀降的，但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倘若将军律定得太死，未免束缚前线将领手脚，所以才留了点儿缓冲的余地——再说他本人也杀过俘虏啊，虽说数量不多。由此樊雅就说了，我又不是为了泄私忿而提议杀俘的，实在是供应不起，则若不杀俘，你能凭空变出粮食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