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得太守府门外，颍川太守、皇甫嵩、朱儁、曹操、钟繇、郭图等人以及阳翟县令已经在了。周澈、杜佑、郭俊上前行了个礼，入到队中。
街上一个小吏骑马奔来，下马急步上前禀报：“主簿已引刺史至某乡。”
刺史虽秩仅六百石，却是天子的使者，是代表天子监州部内郡国的，所以当刺史上任之时，州内所有的郡国都要派遣一吏到州界相迎。“旧典：传车骖驾，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如今豫州战乱，汝南、陈国、沛国等郡国要么郡中黄巾肆虐，要么道路不通，这些郡国的守相没办法遣吏到州界相迎，所以只有刚刚平定了本郡黄巾的颍川郡遣了一吏去到州界处迎接王允，被颍川太守派去相迎的便是郡主簿王兰。
刺史乃是天子派到各州部监察地方官吏的使者，太守虽不必出迎，但也不能大模大样地坐在府中等，所以他召集诸吏在府门外相候。
不断有小吏驰马奔来，报告王允、王兰行到了何处，这些小吏都是文太守提前派去前边各乡、亭守候的，——由此也可见太守对这次迎接王允的重视程度。按理说，太守是太守，二千石，王允只是六百石，似不必如此，然而随从太守等候的阳翟县令、韩亮、钟繇、郭图等吏，包括周澈在内对此都并不惊奇，却是因为刺史虽仅六百石，权却极重。
两汉州部刺史之渊源可追溯到周朝，“（周）天子使大夫为三监，监於方伯之国，国三人”。到了秦朝，秦始皇帝并天下为三十六郡，每郡置一守、一尉、一监，监即监御史。监御史就是两汉刺史之前身了，职责与刺史相仿，“省察治状，黜陟能否”，此外还可以领兵。
到了本朝，因为郡国并立，郡国守相之权不如秦时之重，高祖乃减省监御史之制，到了惠帝年间，三辅多不法事，便效仿秦制，复遣御史监察三辅，其后各郡国“复置监察御史”。这个时候，这个监察御史还不是刺史，是秦朝的旧制，每个郡国都有一个，又到武帝时，武帝在全国置十三部州，不再往郡国派遣监察御史，而是改为每州派刺史一人，遂成定制。
在最早的时候，刺史的权并不算重，武帝给刺史规定了六条监察之权，其所监之对象只限於地方上的强宗豪右、州部内的二千石吏，其所监之事也只限於监这些人的不法之事，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刺史之权越来越重，到了前汉末年，其权已下及州部内各郡国的县令长，县令长是黑绶，再下的县丞尉是黄绶，到了东汉，顺帝永建元年下过一道诏书：“幽、并、凉刺史，使各实二千石以下至黄绶，年老劣弱不任军事者，上名”，刺史其权已及黄绶。县丞尉是最低级的由朝廷直接任命的官吏，至此，刺史监察之权已经扩及到了州部内所有的“朝廷命官”。
本来，依照武帝的六条之规，刺史只有监察之权，只能监察二千石长吏措施是否得当，不能干预地方行政，但是，既有监察之权，为了能更好地监察地方长吏，一些刚强的刺史就开始插手地方政务，私自听取吏民的诉讼，积久成习，刺史干预行政也就变成了既定的事实。到得本朝，皇帝不但承认刺史有这样的权力，而且往往下诏书要求刺史亲预庶政，特别是对一些重要的行政举措，如“罢盐铁之禁”、修治河渠、赈济灾民等，通常在下达任务时“刺史、二千石”并列。有时候，刺史不仅是干越，乃至取而代之了，如也是在今年被拜为交州刺史的贾琮，到任后，因地方赋敛过重，兼是在兵凶之后，他就自作主张地“简选良吏，试守诸县”，这简直是把郡县长吏完全放到一边，直接处理郡县政务了。
相比前汉武帝时的刺史，本朝的刺史不仅监察范围扩大，可以插手郡县政务，而且弹劾专奏之权也加重了。本来刺史所奏之奏章，需要经过朝廷公府的覆案，“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吏案验，然后黜退”，如果刺史不法，则由公府弹劾，但到了本朝初年，覆案之权不再委任三府，“（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於是尚书专擅於内，地方选举劾奏之权则转归刺史。并又在本朝，刺史又有了选举之权，“建武十二年太守却没有自恃身份，傲慢相待。说起来，刺史六百石却能监郡国守相二千石，这却是天子权术，“夫秩卑而命之尊，官小而权之重，此小大相制，内外相维之意也”，是“以轻驭重”。刺史和守相，一个位卑，然有监察之权，一个虽受监察，然而位尊，彼此间小大制约，权力平衡，这样做可以避免地方上出现尾大不掉的局面，可以加强中央集权。
……
小吏络绎有报：王允行至某乡，王允行至某亭。两刻钟后，王允的车驾进入阳翟城。
又等了一会儿，车轮行驶的车轮音和骏马前行的马蹄声传入了府门前诸人的耳中。
周澈於人群中举首望之，顺着街道前望，很快，看到了一队车骑行来。
为了迎接王允，太守令人把街上清理了一遍，打扫得干干净净，洒了水，不许百姓行走，在街道两边派了郡卒、吏员侍立。这队车骑便在两列郡卒、吏员的夹道侍立下，於空无一人的街上，驰行到了太守府门前。
这队车骑前有引导，后有卒卫，仪仗俱全，前导、仪仗之后是一辆三马所拉之车，此即王允所乘之传车了。
汉之传车制度，最尊的是六匹马或七匹马所拉之车，这种传车是“殊礼”，只有代天子出征的将军可以乘坐，或者外地的王被迎为天子时可乘，次为四马，大夫所乘，再次为三马，下大夫所乘。刺史六百石，位下大夫，所以乘三马之车。
依照制度，刺史所乘的传车四周垂赤帷裳，但眼前这辆传车前边的红色垂帷却被去掉了，从外边就可看到车内之人。
因为前有太守、钟繇等吏阻隔，周澈暂不能看到车内之人的相貌，只隐见一人黑衣高冠，按剑立於车上。
他心道：“王允将车前的帷幕去掉，这是在学郭贺的旧事。”郭贺字乔卿，光武帝建武年间人，“拜荆州刺史，……，敕行部去襜帷，使百姓见其容服，以章有德”。刺史职在远视广听，纠察美恶，所以去掉前边的垂帷裳，以示亲民。
太守下阶迎之，诸吏相从。周澈随在队中，偷觑王允长相。
王允待车停稳后，不等车边的从吏来扶，按住车上扶手，三两步从车上走了下来，动作矫健利落，下了车，两手往后一拂，大袖飘飘，昂首快步，走向迎来的太守等人。
周澈看清了他面貌，只见他年约五旬，颔下三缕长须，脸很瘦，右颊上有个黑痣，腰杆笔直，按剑快行，一看就是个刚决的人。他心道：“王允家世为州郡冠族，听说他少好大节，有志於立功，不但常习诵经传，而且朝夕试驰射，我观他相貌，其须发黑白间杂，今年没有五十，怕也快了，而刚才下车却不待人扶，身手利落，果然文武兼资。”太守、皇甫嵩、朱儁与王允相见，他们几人早就认识，寒暄不提。
杜佑在周澈身边，用胳膊肘捣了捣周澈，小声说道：“那位长者就是六龙先生吧？”荀贞偷偷侧脸去看。
王允的车驾后跟从了几十辆两马或一马的轺车，这时，立在轺车中的吏员们纷纷下车，粗略看去，得有二三十人。这些都是王允的掾属。最初时，刺史并无固定掾属，“刺史得择所部二千石卒史与从事”，都是临时以部内郡中的属吏为刺史从事，从前汉后期开始，刺史有了正式的属员，“元帝时，丞相于定国条州大小为设吏员，有治中、别驾、诸部从事，秩皆百石，同诸郡从事”。本朝刺史的掾属皆由刺史自行辟除。
刺史监一州之地，权力又越来越大，属员也越来越多，有的和郡县的掾属相似，有的则不同，重要的掾属有别驾从事、治中从事、部郡国从事史、主簿，簿曹、兵曹、议曹等各曹从事、功曹书佐、典郡书作以及主监试经的孝经师，主时节祠祀的月令师、主平法律的律令师等等。这些掾属有的只有一个，有的有好几个，比如“部郡国从事史”，这个职位就有好几个人，此职是专门监察部内各郡国的，州部内有几个郡国就设几个“从事史”，每个从事史专监一郡或一国。豫州共有六个郡国，只部郡国从事史就有六个。所有的掾属中以别驾从事和治中从事两者为最尊。
别驾从事，顾名思义，“别驾”即别乘传车之意，别乘一车从刺史周行州部，是刺史的左右手，“其任居刺史之半”。治中从事类同郡县的功曹，主管选署和众事，乃是刺史的“腹心之任”。这两个职位，别驾从事主外，治中从事主内，前者略高於后者。
这会儿，王允的从吏相继下车，去王允身后，有两人行於诸吏之前，杜佑说的“那位长者”就是这两人之一，周澈一眼就看到了。这位长者年约六旬，相貌清癯，高冠黑衣，带剑，胡须稀疏，尽皆白了，但却梳理得一丝不苟。猛一下子，他认不出来此人是不是荀爽。
郭俊也在周澈的边儿上，他低声说道：“这位长者是六龙先生，那么先生身边的那人应是孔融了？”
荀爽等州部吏员下了车，此时正往王允身后行去。荀爽与另一人并肩齐行，走在最前。
此人三十来岁，冠带整齐，黑衣革带，佩长剑，走起路来矩步方行，脸带柔和的笑容，一边往前走，一边不住地打量立在街边的郡卒，继而又打量太守、皇甫嵩、朱儁，继而又去看躬身侍立的诸吏，接着又去看太守府前的戟士，随后又仰望太守府前的桓表，最后视线归到王允身上，走到王允身后，与荀爽站定，眼又再次向诸吏群中看来，满眼的好奇之色。
杜佑轻声说道：“这位就是孔文举么？”带着怀疑的语气。
周澈也很怀疑。王允、荀爽的相貌举止与他想象的差不多，但这个“孔融”的形象与他想象的差别太大了，适才在出府的路上，郭俊、杜佑说了一些孔融的故事，结合自己以前对孔融之所知，已在周澈脑海中形成了一个耿介士子的形象，而眼前这个人却丝毫没有刚强傲岸之态，脸上的笑容，好奇的眼神，给人一种很温和的感觉，但是，这个人肯定就是孔融。他低声说道：“方伯辟孔文举为治中从事。此君行在诸吏掾属之前，与六龙先生并行，除了孔君外别无他人。”王允辟孔融为治中从事，辟荀爽为别驾从事。这个人既能与荀爽并行，走在最前，只能是孔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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