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常平民百姓眼中,凡是衙门里做事的人物都是大爷,在懂些门道的人眼中,只有在官府名册上拿工食银的人物才是爷,至于白身副役之类,说到底不过是个帮闲罢了,在有身家的人眼中,衙门里六房的经承和管年,其他各房各处的主事,三班的班头和副班头,这些才是要紧的位置,有权有势。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他们所认识到的仅此而已,至于县衙里有品级的官员们,那属于另外一个阶层,和文吏差役完全两码事,官员家的仆妇亲随之类,则是和文吏差役差不多的层次,至于幕僚师爷这种,往往是和官员们一样。
但对于士绅来说,一县之地,能让他们给几分面子的无非是县城内的知县和分驻各处的巡检,一个是本地的主官,一个是各处的头目,其他人都不在眼里,当然,能被称为士绅的家里怎么也得有个举人功名。
在县城的政治生态中,县内有品级的官员和士绅是一个阶层,高高在上的阶层,在百姓眼中有权有势的文吏差役们,就和士绅们的家奴没什么区别,实际上,府州县各处衙门的文吏差役,往往都是士绅家奴充斥,这也是士绅们把持地方权力的手段,是大明立国至今通行的规矩。
当然,如果功名不能代代考中,那么士绅的资格就不复存在,特权什么的也都烟消云散,上一代还奴颜婢膝的吏目差役们,这一代就会变成虎狼。
这等情状怀仁县也不例外,只是整个大同边镇都是文风凋敝,科举不盛,已经三十年没有出过举人了,没有功名,自然成不了士绅,那么县内的文吏差役自成一体,掌握着各项公权力的他们成了本地的豪强,所以方铭才有如此势力。
但三十年之前,怀仁县的情况完全不同,自大明开国至今,大同边镇不过出了十六位进士,其中怀仁县就出了六位,这六位进士中,有五位出自一家,那就是怀仁刘家。
六代五位进士,等于这刘家兴盛了近百年,那时候怀仁县的事轮不到官府做主,刘家一言而决,这样的士绅豪门势力远不止小小的县城,甚至在大同城内都有影响,名帖送到山西太原那边都是招牌,那时候什么吏房经承,甚至巡检老爷知县老爷在刘家面前都直不起腰。
怀仁县是边镇县治,来这里做知县的最多是个举人,这等功名,怎么能在进士面前高声,那时候的刘家书信可以直达京城,看待本县的官吏差人就和看蚂蚁差不多,他们想安排谁在县衙当差,无非是让管家长随过来打个招呼。
这等高门看着烈火烹油一般,任谁都以为能世世代代传承下去,可刘家最后一位进士死在任上之后,刘家子弟再也没有中过举人之上的功名,看似不倒的高门立刻就土崩瓦解,不单官面上的事人走茶凉,地方上也不再顾忌,原来刘家的很多产业都被众人巧取豪夺而去,要不是刘家还有几位故旧做官,只怕早就被撕咬干净。
壮班班头黄多就是刘家家奴出身,将他安排到衙门做事的时候,刘家最后一位进士还有半年就要死在任上,黄多当差时候倒是和其他刘家出身的人不同,做事周全,懂得分寸,所以在刘家只有一个秀才的时候没有被人踢出去。
当日里,刘家那个秀才年纪还小,怀仁县都以为这位秀才会和他的长辈祖辈一样,在考场上连战连捷,一路高中,却没想到这位终其一生只是个秀才,他的儿子到四十几岁才考中秀才功名
靠着大家的这个错觉和期盼,黄多这么坐上了壮班班头的位置,就这么十几年过去,大伙也能推断出这刘家搞不好败落了,黄多这壮班班头的位置也就不牢靠,可就在大伙要动黄多的时候,却又出了一桩事,有人要侵占刘家的族产,本来是板上钉钉的事,没曾想把刘家逼急了写信求恳故旧,层层传递,结果那一任的知县被罢官,主导此事的某人也被问罪下狱,这就震慑住了怀仁县上下,大家才知道烂船也有几斤钉。
再接下来这十余年,刘家愈发的惨淡,甚至连秀才都有考不中的架势,当年的故旧亲朋也都烟消云散了,大伙对此也心知肚明,不过都给几分面子,当个死老虎来看,免得再有当年那等祸事,反正没有多少油水可榨,懒得理会了,至于黄多这边,这么多年经营了自家的关系,上下都奉承的不错,也不和旁人争什么,所以就这么猥琐着一路下来了,当个没有实权的空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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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所以这位好处没有太多,但遇到为难事却得顶上,比如说这次和朱达打交道,另一位实权的刘副班头死活不敢出现,黄多只能硬着头皮过来,要知道这壮班上上下下都怕得要死,谁也不敢出头了。
这黄多的事没什么稀罕的,无非是正常的人情冷暖,倒是这科举世家刘家相关让朱达很感兴趣,按说如此高门大户,郑家集不会听不到,但根本没有人提起,从秦秀才到郑家人都是如此,想必在世人眼中,这刘家等于不存在了,提都懒得去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