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错。在一次请栾红英外出吃饭时，偶尔见她接过一个男人的电话。语气之中，似乎两人的关系比较亲密，于是好奇之下，趁她去卫生间的空档，我就把那个号码记了下来。”
“你不会说那个号码就是邢忠典的吧？”
“是啊。开始我并不知道那是邢忠典的电话。只是后来我当做玩笑话试探着问栾红英，她告诉我说是一个日本朋友的。还说他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让我不要胡乱猜疑。”
这就不对了，不仅邢忠典说过他除了接到过来自董建春，也是唯一一个来自将军城的电话外，从未用那个手机号码与将军城内其他任何人联系过。而且，在邢忠典那个几乎是对外保密的手机号码的通讯记录中也没有发现与之联系的将军城本地电话。
那么，究竟是谁在撒谎？
“栾红英名下有几个号码？”
因为在栾红锦逃跑一案中犯有包庇罪，而栾红锦的案子还没有进入司法程序，所以栾红英依然在羁押当中。之前通过对其审讯，国安局是掌握栾红英的手机号码的，也调取过她的通话记录。并经过“求同程序”的筛选，却没有从中发现有与邢忠典那个手机号联系的记录，所以林佳才会有此一问。
“两个。一个是将军城本地的。还有一个是她在读大学期间办理的。而她与那个所谓‘日本朋友’联系时用的正是后一个号码。”
“两个号码都是在她本人名下吗？”
“应该是吧？”
“你刚才说你记下了栾红英那个在大学期间办理的手机号码，是吗？”
“是。”
当董建春报出来后，旁边的谭潭马上输入电脑查询一下发现，那个电话号码的归属地的确不属于将军城，而是栾红英就读的大学所在城市。而且，也不在她本人名下。
暂时放下栾红英那个电话号码的事，林佳继续审问董建春：“那你最终又是如何知道与栾红英打电话的人是邢忠典？”
“我猜的。因为那个手机号码在栾红英手机的电话簿中显示的名字是‘忠典’两字。”
“仅凭这两个字你就能猜出是‘邢忠典’？”
“不止如此，因为栾红英接电话时并没有刻意避开我。从他们的对话中我隐约听到了什么‘扶贫’、‘资助学生’、‘善举’之类的字眼。再加上栾红英亲口告诉我是位日本朋友。所以，把这些都联系起来就不难得出那人可能就是邢忠典的结论。”
“也就是说那时候你就知道邢忠典的真实身份了？”
“并不是十分肯定。”
“你又是如何发现邢忠典是服务于日本情报机构的可疑身份的？”
“韦少华曾经暗示过我？”
“他当时是如何暗示你的？”
“由于那段时间我一直追着他们给我办理移民手续，被逼急了的韦少华有一次对我说‘别担心，即便我这里没能及时办理好，也可以安排你通过其他途径离境’。
在我的一再追问下，他又说‘你不是一直在经商吗，万一到时候来不及，完全可以安排一位德高望重的日籍华裔商人带你离境。绝不会有任何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