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长篇小说《长河之灯》（原名《灯花辞》），我产生了共鸣，而且有精神同道之感，因为笔下的人物，其性格情感，其命运，所置身的历史文化河流，与我《轮回》《寂寞欢爱》《恍惚远行》《旷野黄花》《父兮生我》《抵达昨日之河》等——尤其跟《旷野黄花》是相通的，对历史文化心灵的发掘——再认识，我们是相近的。小说所描摹的生命和生活场景是我熟悉的，还引起了我的回忆与感喟。灯花是赣南乡土善良智慧却坚强女子的化身，或一个象征。这是部植根于赣南土地、接通赣南文化河流的蕴藉之作，我为这样一部长篇出于赣南70年代年轻作家之手而由衷欢欣。
作家是70年代人，可作品内容涵盖了上世纪20年代至今的百年沧桑，可见他是个富有历史意识、在创作中追求历史感和文化底蕴的年轻作家，而且这种“历史意识”与现实主义文学相通，与人性和人文关怀相通，这是真正的文学之路，而不是跟随一时所强调的“历史主调”来勾勒人物建构作品——有意忽略和遮蔽一些人物“根性”，致使人物光环化虚假化工具化。要知道，数十年来“历史主调”频频变化，也出现了不少以跟风跟潮为特色的作品，虽然能获得一时喝彩，但存在一个巨大的缺失，就是我们赣南本土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人及其命运隐而不见，而它们与今天这块土地生活的人们丝丝相连。
照钱理群先生的话就是，“在我们的历史视野里，只有历史事件而无人，或者有历史伟人（大人物）而无普通人（小人物），有群体的政治而无个体的心灵世界，而真正埋在历史参与者与波及者们记忆深处的，正是这至今也没止息的内心的痛苦。”（《“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而《灯花辞》就是力图写出历史进程——历史视野中普通人的包括欢欣和痛苦的心灵世界，而这跟当今继续奋斗的赣南人息息相通，就是说，现代赣南人的心灵锻造是离不开这种精神资源的，这就需要良知——对良知的坚守，需要长时间发掘、体察并理解这块土地的变化和心灵，需要在新的历史年代作出深沉而厚重的文学表达。
《长河之灯》的写作是有根的，这不但是指作品靠着“地气”写了普通人小人物，写了人心和乡土变迁，而且正如后记中所感悟的，“曾祖父的弟弟与红色历史有关，一直吸引我探知。听说他帮弟弟挑猪肉从红区到白区销售，同村人想买猪肉未果便向苏区政府告发，最后这位还没有成婚的苏区片长被苏维埃政府处决了。还有那些连墓碑也没有的小坟……这些代代传闻的先祖，我无法知道他们的音容，只知道他们经历的苦难，在纸籍里被概括成旧社会的种种不幸和不公。”就是说，那些同样与苏区有缘，却显得“灰色”而被排斥在“主流话语”之外的小人物，他们同样是有过奋斗史创造过人生辉煌的“祖先”，在乡土沉沦乡村消亡的今天，作为后辈的作家感觉到了今天生活中的缺失、精神的迷茫跟没有充分认识这些“灰色”前辈密切相关，由此满怀激情和深情地进行了追寻，《长河之灯》就是这样的精神成果。
灯花这个善良坚韧的乡村女人是小说的发现。《长河之灯》所直面的“根”就是善良与坚忍，它是乡土生活和乡土人的融会，一直是我们生活和人心的潜流，但它又是软弱的，小说以百年变幻的历史时空写了这种软弱，但又张扬软弱的力量，作品中各色人等后来都服膺这种“软弱的力量”，由此传导《灯花辞》思想之力。
“软弱的力量”是乡土之根，人性之根，人类的伟力由此而来。小说叙写了百年世事的沧桑演变、乡土的巨大变迁，始终把住了善良与坚忍是不变之所在。小说写到变化中的不变，这“不变”又面临湮灭，作家的情愫跃然纸上，不仅仅是一曲乡愁的吟唱。
作家范剑鸣写过诗写过评论写过短篇小说——经过一定的文学训练，他想写出与足下这块土地及人心联系得更紧、即更接地气的作品，《长河之灯》就是他跨出的一步。他克服了年龄的障碍，把笔触伸向岁月的腠理，当然这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顺着自己家史切入，探知了昨天的乡村和人。可以肯定他的生活经历，就是现在，也经常接触亲人们或乡亲们所谈到这百年历史——百年历史变与不变的人心，小说思想艺术的敏感点并不是“紧跟形势”，与之对接，而是与时代的人心、人的情感命运对接，当然也与含辛茹苦的祖先对接。他在诗集《向万物致敬》中写道，“我站了多久，它们就站了多久
那些电线杆上的黑鸟
仿佛蓄电池，与太阳交换内心的光明
在春天的早晨，我喜欢过
那些灌木和乔木上歌唱的鸟儿
但此刻，我更喜欢这些
沉默的音符——它们仿佛
高压电流变成的乐章
与人类并不知晓的声音
深沉的共鸣——此刻
它们比一群掠过田野的雀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