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号定了，还得定年号。
自然还是一番争吵，但这次吵出了一个结果，在所有年号中，有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
以建宁府的建宁二字为年号，刘勇强从那里真正起家，奠定基业。建宁府位于福建，福建帮能接受，辽东帮中建宁人极多，也能接受。
忙忙碌碌大半年，连登基的地方就借到了，大清到底没敢兴兵，反而跟大汉礼部尚书王圆商议好，约为叔侄之国，光绪年纪小，称刘皇帝叔叔不丢人。慈禧当然跟刘勇强平辈了，可以称叔嫂。
“所以咸丰是我哥！”
刘勇强不由自嘲。
光绪七年初一日，北京天坛，刘勇强按照福建一群老学究制定的大礼流程，按部就班的走完了祭天地等仪式，王圆以手持御诏，宣布大汉开国，承天应命。
接着又借人家的太和殿册封文武百官，沈葆桢为百官之首，封为大汉丞相。刘三虎为兵部尚书，算是文官，确立了大汉以文御武的国体。其他尚书，有王圆的礼部尚书，主管外交工作，郑世禄的户部尚书，主管财政，钟宝三当了刑部尚书，主管律法，蒋彬当了工部尚书，主管建设，最重要的吏部尚书，则是沈葆桢兼任。
对于沈葆桢的重用，是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的。丞相兼任吏部，这权力太大了，容易形成权臣把持朝政的局面。大丞相本就位高权重，再有人事权，岂不是所有人都投靠沈葆桢去了。
刘勇强却不这么认为，丞相制被明朝破坏后，才有了六部。沈葆桢这个丞相，其实权力都被六部架空了，如果不担任实职，根本管不住六部。他用人不疑，沈葆桢能力在线，比较能顺应时代，否则不会去搞洋务。而且人比较正派，当年他被曾国藩评为无情，就是因为他不肯为曾国藩提供军饷，而他的江西巡抚职务还是曾国藩举荐的，这人不卖私情。
登基之后，一系列制度就开始以皇帝诏命颁行天下，大多数是确认了之前改革的成果，比如废除刑讯，处刑方式简并，死刑没有那么多死法了，就一个绞刑，直接吊死，什么千刀万剐之类的都废弃了。流放则保留下来，算是对重罪最低成本的处罚。
律法这些年不断摸索，在各国法律顾问，留洋归来的法学专家等努力下，一套基于宋明以来的法律体系兼顾西方法律的大汉律例颁布。主要内容跟大清律百分之八十都是相同的，因为通行世界的人类规则百分之八十都是相通的，少有此国罪行彼国善行的情况。任何国家的法律都是惩恶扬善的，人类的善恶观念又都差不多。
但在司法程序上改的很多，经过多年实践，发现陪审团制度很容易平息民愤，因为他本身就是按照民众的意愿进行断案的，陪审团来自老百姓，老百姓说老百姓，有点说公理的味道。很少有被陪审团定案的人不服的。但在刑法上，则执行大陆法系，由专业法官审理，原因是老百姓定案容易受情绪左右，且有各种各样的立场，真将审判权交给陪审团，他们可能因为某人恶名在外，在证据不够严密的情况下草率做出判断。
说起这套改革，不得不提一下钟宝三。他从一个武将转为刑部尚书别有原因，因为前几年他做了一件轰动全闽辽的事情，他把自己一个亲儿子给杀了。
这件事惊动了刘勇强，亲自下令抓捕。当时正是试行陪审团制度之时，结果陪审团一致裁定他无罪，从此他不但洗脱罪名，还成了闽辽老百姓口里的青天大老爷。
因为他儿子真的是不成器，钟宝三有三个儿子，老大是养子。福建大户喜欢收养子，一般是贫穷的同族子侄，这些养子不会争家产，但会帮兄弟，所以老大往往是养子。大概是因为以前出海的原因，出海是危险的职业，大户赚了钱后，就收养子代劳，亲儿子在家享福。
钟宝三的养子也不成器，跟教育有关，他是个武将，家风不那么严谨。在当地是豪强，根本没人敢惹。几个儿子渐渐长大，在乡里作威作福，钟宝三在外地当官，疏于管教，结果才十六的三公子路上看见一位女孩长得漂亮，竟然派人抓进家里玩了一天才放走。女孩受不过屈辱，直接跳河了，家属告官。钟宝三听闻后，立刻回家，当地县令还以为钟宝三是来给儿子说情的，结果钟宝三把儿子提出监狱，押到死者坟前，当着家属的面一刀砍了。
之后钟宝三辞官出家，在佛堂前挂一对对联，上联：天地有情容我老，下联：子孙无用惹人嫌。
要是清朝，这事可能就过去了，司法系统已经独立，其中一大批留学回来的司法官员认为钟宝三侵犯了司法权，要求抓捕钟宝三，刘勇强这才亲自批捕。最后被陪审团放了，给了一批留学英国，推崇英式司法制度的高材生当头一棒。
通过这件事，刘勇强也留意到钟宝三虽然文化水平一般，但本人极有正义感，甚至到了愤世嫉俗的地步。所以又将他从山里拉回来，送进了司法系统当官。虽然没有再做出杀子那样的事情，倒是对一些有疑点的案子追根究底，惩办了不少贪官。
登基之后，光绪七年便改成了建宁元年。
登基之日，还请来了各国使节观礼，其中自然有建交的西方国家，也有东方兄弟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