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采纳了检方华夏政府代表团所提出的证据，判处板垣征四郎绞刑。
华夏政府代表团的组员们在搜寻证据的时候就发现，比起找寻物证而言，寻求人证的任务反而是更加艰巨的。
这一点也充分体现在了华夏政府代表团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对土肥原贤二的审讯中，这位华夏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的主谋之一，从上庭之后便一言不发，甚至连法官的提问土肥原贤二也不回答。
最后，直到一个华夏的证人被带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而这位华夏的人证也是华夏政府代表团手中的王牌。
这名瘦高的华夏中年男子缓缓走向证人台，他身穿一套深色西装，白衬衫，黑领带，戴一副圆眼镜，一缕头发垂在前额上，与别的证人不同的是，其他人都只有一名宪兵护送进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庭审现场，而这个华夏中年男人的身后却站着两名法庭宪兵和一名苏联军官。
“我生在华夏的北京，名字叫溥仪，本来是满洲姓，爱新觉罗·溥仪。”在证人席上坐定后，这名华夏中年男子用标准的北京口音做了自我介绍。
溥仪的出庭，被日本的《朝日新闻》称为“一个划时代的日子”。
根据溥仪的证词，一九三一年三月，日本在天津设立了特务机关，当时担任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那时就与溥仪有过很多次的接触，而在华夏东北地区“九一八事变”的当天，土肥原贤二被召回隶属于日本关东军司令部的奉天特务机关，成为了“九一八事变”的核心指挥之一。
溥仪还告诉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九三一年冬天的时候，他和板垣征四郎第一次见面，板垣征四郎对他说：“东三省的张小六子旧政权压迫人民推行劣政，所以发生了种种事件，严重影响了日本的既得利益，为了驱逐他们，谋福于民，希望能在满洲成立新的政权”，然后，板垣征四郎邀请溥仪当这个所谓“新国家”的元首。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约瑟夫·季南问溥仪：“你答应成为所谓新国家的元首了吗？”
溥仪说道：“我拒绝了，因为板垣征四郎希望新政权要用日本人做官。”
溥仪当时确实拒绝了板垣，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因为板垣征四郎告诫溥仪，“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族、汉族、蒙古族、日本族和朝鲜族。”
溥仪发现自己坐的不是大清的龙廷，便表示了反对意见，但是没过多久，溥仪就屈服了。
按照溥仪解释自己的转变时解释到，当时自己是真心想拒绝的，然而，一则有板垣征四郎用武力威胁他，二则有溥仪身边的顾问们以生命危险为理由劝溥仪答应，三则是因为溥仪已经身处旅顺，也就是已经被日本握在了手中，一旦拒绝日本的提议，那日本政府势必会杀了溥仪灭口，所以，溥仪屈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