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岛口中的山下奉文就是号称“马来之虎”的日军
山下奉文的确是个人物，他不仅仅是一个高明的军事家，在郑治、经济、文化等方面也有独到之处。他不像大多数日军的将领那样，只是信奉武力，而是倡导以华治华，在南洋等地倡导利用本地人加强本地的管理，维护治安。他深知华商总会在南洋地区的影响力，因此，特别交代务必要抓到陈先生。
山田虽然不知道陈先生的具体下落，但是新加坡的华商总会是他重点关注的目标之一。他已经在周围部署了大量的暗探，对华商总会进行秘密监视，陈先生要想开华商总会十分困难。
徐大龙等人来到了吉隆坡，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渡过丹佛海峡，进入新加坡。丹佛海峡有日军的海军以及海上警卫队的封锁，要想渡过丹佛海峡困难重重。就算是能够平安地接上陈先生，要想再护送他渡过丹佛海峡，任务也十分艰巨。
摆在徐大龙等人面前的问题很多，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营救任务就会失败。如果因为徐大龙等人的行动，而导致陈先生暴露甚至遇难，将会对地下党方面的信誉造成极大的影响。
正因为任务如此艰难，这才是负责人同志点名要指定徐大龙负责这件事情的主要原因。
徐大龙等人化装成日军有时步行，有时搭车，有时雇佣当地百姓的车辆，一路上比较顺利地来到吉隆坡。他们一边走一边了解吉隆坡当地日军驻军的番号，便于王金科伪造日军的证件。
但是他们在马来西亚，不论是地下党方面、军统方面，都无法为他们提供情报，自己的游击队他们也联系不上，可以说是两眼一摸黑。
于是徐大龙就跟陕北方面联系，要到了跟陈先生所掌握的电台直接联系的方式，把电报发给了陈先生。结果电报发过去之后，却没有任何回复。徐大龙再次给陕北方向发电报，询问情况。陕北方向的答复是，他们现在也联系不上陈先生，只是将陈先生在先前电报中留下的在新加坡的街头地址和街头暗号，发给徐大龙，让徐大龙自己想办法。
陈先生掌握的电台为什么突然就失去了联系了?原来日军特高课长山田一直就怀疑陈先生藏在新加坡，假如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他的藏身地点一定跟华商总会的人有关系。
为了进一步控制华商总会，他建议北岛司令官要控制华商总会对外的通信联络。日军占领新加坡之后，对于电台的掌控十分严格。
华商总会自己是有商业电台的，日军也不好干涉，目前日伪逼迫华商总会跟日军合作，有必要控制他们的电台使用，不仅能够掌握他们的活动情况，而且也能够防止陈先生逃离新加坡。
北岛认为这个建议很好，就同意了山田的请求。山田要求华商总会交出自己的民用电台，美其名曰是临时替他们保管。
华商总会将商业往来或者其他的电报送到邮电局去发送，接收，但是必须要经过日方的检查。
这一下真的就把华商总会对外的通讯联络给控制住了，虽然陈先生自己还携带了一部私人电台，但他很清楚日军已经对华商总会实施了严密监控，他只要一发报，日军就能够准确地侦测到，那样他也就暴露了。
这样陈先生也暂时失去了跟陕北方面以及徐大龙的通讯联络，只能等候前来营救的人找上门来了。
徐大龙跟陈先生联系不上，对于新加坡的情况也就不清楚，因此他们到了距离吉隆坡四十五五公里外的松坎镇就停了下来。
他们必须要搞清楚日军在新加坡和吉隆坡的驻防，以及部队的番号，按照他们证件的样本选择姓地由王金科进行伪造。不然的话很容易露馅儿的。
东坎镇没有日军的驻军，徐大龙等人就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轮流派人在通往吉隆坡方向的公路上，去寻找目标。
在徐大龙等人住进东坎镇的
新加坡的日军驻军是
做完了这些准备工作之后，徐大龙等人就在公路上搭乘日军的车辆，顺利地进入了吉隆坡。
徐大龙等人进城之后，先找了一家旅店住了下来，然后派了一名特战队的班长，带了一名队员，按照陕北方向提供的接头地点，去跟当地的一位华侨街头。
到了约定的地点之后，班长混在人流当中，小心翼翼走向了接头地点，另外一名特战队员躲在150米开外，观察着班长的情况。
约定的地点是一间照相馆，班长没有直接进去，而是先到了马路对面的一间茶叶铺里，假装购买茶叶，留意着照相馆的动静。
他观察了十几分钟，没有发现有任何异常，但是他仍然没有直接过马路，而是沿着街道继续往前走。他转了一个圈儿，才过了马路，走向了照相馆。
班长进了照相馆。他看到照相师傅正在给一对年轻人照相。店里的一个伙计迎上前来，热情地跟他打招呼，问他要照什么样的照片。
班长回答说，自己要照证件照，想看一看这里的相册，验证一下这里的照相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