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产令”是朝廷第一次给“中国之外”的地区在繁衍上背书，但是面对贞观二十二年的变化，中央和地方都是有着这样强烈的意愿。
甚至朝廷还在太上皇的第三十八个儿子出生的时候，大张旗鼓地进行了庆祝，同一个月内，太上皇一共有两子一女诞生，简直是国朝楷模，生产先锋。
实际上中央更希望李董能够做出表率，可惜啊……贞观八年之后，这就是内外不能提及的敏感话题。
“宣政总制院”要捞钱不假，作为国朝中央到地方的工具，它本身是不起作用的，起作用的是人。
但人口“稀少”是国朝的心病，饶是武汉如此“变态”，也不过是堪堪在两是杜氏，就是这个家，还得捏着鼻子，让杜二郎去接受皇族的“和亲”，尚公主以事君王。
“公爷，杜相已然为公爷为二郎开创了局面，剩下的，还要看公爷自己去打拼啊。如今公爷贵为‘东海宣政院’院正，赐封副总制，东海之上，不知道多少豪强仰赖公爷鼻息过活。更何况，杜相给公爷留了张梁丰这个靠山，僭越说一句，公爷见了当今圣上，也是底气十足的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