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个人意愿来说，老张是半点不希望资本流出唐朝，也不希望劳动力在其它地方富集。把唐朝和周边地区的所有人口都加起来，一个亿的人口都没有贞观朝，还要分散资金和人力，着实有点蛋疼。
但蛋疼也没办法，逐利是某些群体的天性……
这年头，连改头换面混了汉姓以“唐人”自居的突厥老铁，都学会在草原上放高利贷了，还有啥好说的？
草原上尚且有金融创新，何况本来就底子尚可的南方？
“两因为同情罗涡国，而是发现现在想要攒老本，出去“创业”要比在国内要容易的多。
说到底，跑国外得罪李皇帝的概率很低。
原本武汉的官吏心里是无感的，心想我们武汉就是不一样。然而有一次办公室传出来府君老大人张德的闲谈，把一帮“小天真”给吓到了。哪天府君老大人不坐镇武汉，李景仁之流真的会拿他们当人看？
要知道，为什么现在武汉的学生出去能收到地方官僚的重用？因为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老子回家。
武汉一亩三分地，总能刨食儿吃。
可为什么武汉能给口吃的？因为武汉不一样，但问题又来了，武汉为什么不一样？
多年产生的习惯，发现并不是那么牢靠，这种微妙的危机感，使得“新生代”们既想要保持这种习惯，又想要将这种习惯“制度化”。然而他们并非是规则的制定者，又没有挑战既有规则的勇气，于是只能“随大流”，把眼光转移到了别处。
挥刀砍向更弱者，大约也就这点勇气是非常充足的。
更何况“稳定”的回报率，也让他们把那点“恻隐之心”给抛之脑后。
而南下的“冒险者”们，为了把自己到手的利益巩固住，又回过头来，向着规则制定者“献媚”，所要求的，也只是“狐假虎威”，仿佛自己是规则制定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