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守约带着李玮群和王鑨先到陕州州牧衙门休息,他在湖广为官已久,习惯了大顺法度的严格,又知道晋王的为人作风,所以一到陕州就下令撤去了衙门中多余的怪石花草、书画装潢。
衙门中显得有些淡雅冷清,裴守约亲自给二人上好茶水以后,又接着为他们介绍了这段时间来大顺军在湖广修建的几处规模较大、对当地经济有深远影响的水利工程。
“江、汉一带,多以坃田为主。但自明季以来,纪纲松弛,朝廷无力疏浚江湾,我亲眼目睹江陵、汉川一带坃田大多有积水深二三尺至丈余不等的情况,又或干涸出五六分、二三分不等,长此以往,势将民不聊生,国赋难出。
陈经略便携带我们这些僚属,亲乘小舟,泛长湖,莅监利县,穷究水患原委。见福田寺一带为江陵、监利、潜江、沔阳四县积水出路,故决定在福田寺兴建一座石闸,使姚家湖以上积水由太马河而达于闸,直入洪湖,由新堤石闸入江,关王庙、汤河口等处私筑土墙均行拆首发
成竹既定,就由我亲自承办福田寺石闸及附近河道疏浚工程,并加修太马河堤,同时又在洪湖新堤建石闸一座。每年十月初先开新堤闸门,五天后再开福田寺石闸,来年三月初先闭福田寺石闸,次闭新堤闸。
这样不以邻为壑,内可以宣泄积洪,外可以防止江水盛涨向内地暴灌。
这样一项复杂的大工程,涉及十余州县,动用民夫数以万计,规模之大是湖北在明朝时所无的,但我朝在陈经略布置下,仅数月就将工程完工。
而且因为与楚北绅商合作,将湖区新田专用于种植棉花,工程完工以后又不过数月,居然就已经赚回了工程耗费的本息。”
裴守约为王鑨介绍的这些湖广水利工程情况,设计之巧妙、过程之完善、工程之浩大,都完全出于王鑨的想象力之外。
王鑨完全被晋王殿下设计政权制度的奇妙思路所震惊,又为大顺军强大的执行效率感到惊艳,他连连承载湖广经略使陈荩的大才,又夸赞裴守约的实干才华这一番赞叹倒是完全出于他的真心了。
裴守约不为所动,接着又介绍了大顺军在湖北一带进行的其他水利建设。
大顺政权在湖广一带的成功经营,使得仅仅湖北一地,就能够为大顺军提供将近一千万石的粮食收入。这绝对是一个足以使任何明朝官员感到震惊的数字,即便是明初盛时,朱元璋以十余省之地获得三千余万本色粮食收入,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而大顺军仅以湖北一地,居然能够征得约一千万石的粮食而且这还是在不间断兴修大规模水利工程的情况下完成的。
一般官绅传统上都喜欢称赞“轻徭薄赋”的政策,但李来亨在湖广的作为却颇出于王鑨这等士人的直觉之外,属于一种比较“反直觉”、“反常识”的做法。
他采取的“重租轻赋”政策,是取之于民而又用之于民,有类于社会民主主义所谓的高税收、高福利政策,亦或可以称为是社会主义高税收、高投资、高产出政策的一种模式。
如裴守约所言,湖广尽管“兵马繁兴、所在需食”,“军需浩繁”,赋额较重,“而我征收于宜,农勤岁丰,粮无逋负,予亦因是得受上赏”。他的工作因而得到“晋王褒奖,军民首额”。
豫西地区也是河南乃至于明朝全国范围内的重要粮食产区之一,也是因此李来亨才会专门将裴守约这个善于治水、经营农业的官员,从湖广调到陕州。
由于人口众多,资源分布不均的关系,陕州一带的水利条件和湖广恰好相反,旱灾远过于涝灾。
李玮群和王鑨到达陕州的时候,就恰逢裴守约正在协调资源,准备修渠引水。
很快王鑨就见到了被裴守约召集到州城的许多本地士绅,其中也有一些人是和王鑨有过诗文往来的中州本土文士。
他们看到王鑨穿着大顺蓝色官服的模样,显然都颇感吃惊。有的人露出不屑不齿的神色,有的人则十分羡艳,还有的人紧皱着眉头,好像是在浮想联翩。
陕州因高建城,所以城中凿井取水十分困难,即便得水,水味也多咸卤,所以修渠引水被裴守约认为是解决本地灌溉问题的首要办首发
陕州本有广济渠,隋朝时便由苏威开凿,初名为利人渠,后来唐代的长孙操引水入城,方有广济渠之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