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官职和品级,长芦盐运使崇厚都比韩秀峰高。
然而韩秀峰不只是京官,也是奉旨巡视海防的钦差,用百姓们的话说是“见官大三级”,所以崇厚要按规矩前来拜见。
都是从“厚谊堂”出来的人,之前却从没见过,更没打过交道。但有恩俊在,二人并不觉得生分,寒暄了几句就说起了正事。
“韩老弟,皇上可算把您给派来了!不怕老弟笑话,愚兄这运司做的是心惊胆战,打收到西夷犯广州的消息到现在,愣是没睡过几个好觉,真叫个夜不能寐啊!”
“一日三惊?”韩秀峰苦笑着问。
“所以说有时候真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崇厚轻叹口气,放下茶杯忧心忡忡地说:“叶名琛做不了主,也不敢擅自做主,西夷早晚要来。可大沽口南北两岸就四座还是道光二十年修筑的炮台,拢共就一千多绿营兵和四十多尊锈迹斑斑也不晓得能不能用的铁炮,靠这点兵和这点炮能挡住西夷吗?”
韩秀峰能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因为西夷的炮船一旦闯入大沽口,在直隶总督、直隶布政使和京营的援兵赶到之前,皇上一定会下旨命他这个盐运使总揽海防事,到时候既不能擅自跟西夷会晤,更不能私许西夷提出的什么条件,同样不能趁西夷立足未稳打西夷个措手不及,只能坐等西夷先开枪开炮然后再回击。
且不说失了先机这仗能不能打赢,就算他能做主什么时开打,能把握住先机,靠大沽协的这两营兵也不是西夷的对手。
想到这些,韩秀峰低声问:“地山兄,皇上不止一次降旨命天津镇总兵小心戒备,他为何还如此松懈?”
提起这个崇厚一肚子郁闷,无奈地说:“老弟有所不知,前两任总兵官都是署理的,最久的干了不到一年,大沽协副将同样如此。现在的总兵官和大沽协副将连署理的都不是,而是护理的。这官能做几天都不晓得,他们哪有心思操练兵马加强海防。”
“将换的太频繁了。”
“简直跟走马灯似的,真叫个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乌勒洪额呢,乌勒洪额在忙什么?”韩秀峰想想又问道。
跟韩秀峰崇厚没任何顾忌,直言不讳地说:“皇上命他署理长芦盐政,不只是让他监察长芦盐务。可他倒好,海防的事儿一概不问,只知道盯着那点盐税,只晓得采办贡品,张罗进献。好多贡品在天津采办不到,前些天甚至差人去苏杭采办。”
朝廷早下旨免除了各地的进献,但长芦盐运司、两淮盐运司和江宁织造、苏州织造等衙门并不在此列。
按例长芦盐政每年要进攻四次,分别是年节、端午、皇上生辰和皇太后生辰,贡品主要是丝绸、玉器、瓷器、家具等等;除了这四次例贡,每年还要进献古玩、雀鸟、花卉、果品、食物等七八次。有些贡品是固定的,比如每年四月要进呈雀鸟四十笼、佛手五桶。
皇上每年都收到不少进献,可事实上只会看一眼贡品清单,有时候甚至连看都不会看,更别说用了。那些花大笔银子置办的贡品,说是登记造册进了内务府库房,其实最终都到了内务府官员甚至胥吏的家中。
乌勒洪额是从内务府出来,不可能不知道这些,却依然把进献当作头等大事,可见是个“会做官”的。
再想到进献确实是件大事,韩秀峰实在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好,干脆换了话题:“地山兄,其实您大可不必为这些事担心。”
“此话怎讲?”
“您想想,西夷真要是大举来犯,靠大沽口两岸的这四座炮台,靠大沽协这两营兵抵挡得住吗?换言之,真要是有战事,靠得是援兵!”
“大沽协如此,督标、镇标也不见得能好多少。”
“直隶督标、提标和镇标指望不上,不是还有京营,有蒙古马队嘛。”韩秀峰笑了笑,接着道:“都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绿营也好,八旗也罢,之所以废弛,我看这毛病出在根子上。只要换个统兵之人,再想想办法把粮饷接济上,我估摸着还是能跟西夷打一仗的。”
“韩老弟,您是说僧格林沁?”
“现而今只能指望僧王了,他在京城也没闲着,只要一得空就去南苑操练马队。更何况皇上并非一点准备没有,不然也不会命秀峰来巡视海防。”
“可光巡视又有何用!”
“有用,有大用。”韩秀峰喝了一小口茶,耐心地解释道:“这么说吧,僧王在京里加紧操练兵马,而我呢则是来打前站的。打仗讲究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有很多。”
“做什么样?”崇厚下意识问。
“兵部的舆图还是乾隆朝的,这么多年过去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要是再靠那会儿的舆图行军打仗简直是儿戏。所以咱们不但得赶紧重新绘制一份舆图,还得召集人手好好量量海河走向有没有变,各处河道究竟有多宽,水究竟有多深,尤其大沽口和北塘的地形水势。”
看着崇厚若有所思的样子,韩秀峰又说道:“来前我查阅过不少关于大沽口的公文,有好几份上都提及大沽口外有一道拦江沙,平水不过二尺,潮来水深丈余,涨不过时即落。三年前夷酋包令来时,军机处的那些小军机就曾查阅到了,甚至以此为凭跟几位军机大臣进言,有这道拦江沙在,西夷的大炮船就进不来。”
崇厚从来没领过兵打过仗,真不知道也不懂这些,禁不住问:“那到底有没有这道拦江沙?”